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气象的诗人,尽管藏族母语诗歌有着丰富的传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行走也是阿来联系各族群众情感的主要纽带,是阿来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升华思想情感、获取与强化创作激情的重要条件。通过行走,阿来把文学的根系深深地植入大地之中,植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把创作的情感同人民的生存图景、喜怒哀乐紧密联结在一起。阿来曾这样反思:“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而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他认识到,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作家的归宿,作家不过是人民的“赤子”,而创作不过是作家对人民的回报;只有行走大地,深入民间,作家拥抱广博与深沉的大地,才能加深对祖国的感情,才能与人民、同胞建立血肉联系,作家才能超越自我、个人生活的局限与狭隘的情感,开阔胸襟,真正获得文学的力量,作品才能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事实上,创作30多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用心灵时时游历”,走过了青藏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走过了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岷山深处与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走过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与高原圣地拉萨,并由此建立起了与同胞、人民的血脉关系,从温热的大地中获得了充实而强大的情感与精神力量,捕获了创作的灵感,乃至“将写作从业余爱好上升为终身的事业”。为此,阿来不顾旅途的劳累、饥饿、孤独与危险,如同行呤诗人或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穿行在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或草原、高山与峡谷之间。翻开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阶梯》、非虚构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作品,不难看出他行走中的坚实足印,不难看出他与民族、同胞、国家建立的深厚情感,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摘要: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文学巨大的再生资源。格萨尔史诗的现代叙事诗歌写作,为史诗叙事性题材增添了主观抒情表达的客观陈述模式,《天子•格萨尔》是对藏族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一次创造性转化、重构和再创作实验文本,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虽然新文本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作者试图把史诗“元叙事”提供的无尽想象空间,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审美意象,使民间史诗的“活样态”以新的文学样式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紧相维系。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文学作品如果从族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一般则会极力避免人性的角度,因为人性的共通性和族群关系以及所谓的历史的构成实际上是有矛盾的。”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永春则对阿来的《空山》三部曲中的文化诗学进行了深入剖析。“《空山》多侧面、多时空、多视角展现了机村的历史,这种叙事形态充满了丰富的文化诗学的观念和属于作家本人的诗意的叙事结构。”

可以说,《诗镜》以及《诗镜》代表的韵律协畅的诗歌理念是深藏于诗人内心的一种深层意识。比如,在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的诗人索宝一直在用汉语写诗,他的诗歌《诗之乞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类诗人的韵律观:“我的诗/是你嘴角的微笑/只乞求/你别突然皱起眉头/惊散它明快的韵脚//我的诗/是你眉间的忧愁/只乞求/你别无意打开笑的闸门/淹没它深沉的意境//真的,我希望/诗有韵脚/也有意境。”这首诗本身就是具有韵律感的,诗歌头两节相似的音组与音顿形成反复荡漾的节奏美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我拿起笔,写下第一行诗的那一刻,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域性写作队伍中的一员。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藏山南,是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因此,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投向孕育了藏民族的这一块丰饶的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201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一粒青稞的舞蹈》,这部诗集收录了我近年来写作的130首诗歌。这些诗歌有共同的主题:抒写西藏,有一致的情感旨归:热爱与依恋。

行走还是阿来强化创作真实性、寻求文学新的表现方式的重要路径。阿来特别推崇国外非虚构文学作品,特别是惊叹于白俄罗斯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依靠真实性而爆发出的强大艺术力量。为此,阿来新世纪以来积极借鉴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经验,并开启了自己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之旅。《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阿来往往进入历史、文化的故地或现场,依靠行走中获得的珍贵文献,近距离探寻与追溯历史的踪迹、文化的源头与人事的变迁,从而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与真实的艺术感染力。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民间诗歌的汇集。格萨尔史诗之所以传唱千年而不衰,与藏文化的诗性传统及其传承方式有密切关系。诗歌原本就是藏民族自古以来记录和传播自身文化的主要载体和方式。藏区是一方诗性的土地,藏族传统诗歌有自己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与接受方式。著名的《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火的格言》《天空格言》等都是以诗歌形式写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古歌卜辞就是藏族最早的古典诗歌。13世纪末,译师雄顿•多吉坚赞将印度作家檀丁的《诗境论》译为藏文,藏族诗人依据《诗境论》的“年阿体”创作了大量诗作,已然形成藏族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其中哲理格言诗是传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13世纪上半叶的《萨迦格言》是哲理格言诗的奠基之作。作者萨班·贡噶坚参(1182—1251)幼年学佛典与梵文,青年时代即精通五明之学[6],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班智达系印度语,意为学者)。全书内容涉及区分智愚﹑扬善贬恶﹑皈依佛法等各个方面,以每首七言四句的诗歌形式写成,善用比喻,语言简洁,既有佛经掌故,又有民俗民谚,深入浅出,别开生面,成为藏族学者必读著作,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对后世藏族新诗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被称为藏族第一个哲学诗人的米拉日巴,他的《十万道歌集》采用“鲁体民歌”形式,语言通俗质朴,比喻贴切生动,深受民众喜爱。读《米拉日巴道歌》,禅意盎然,诗中渲染的那种安逸、闲散、和谐、静幽的气氛,既可以感受到吐蕃古歌豪放、酣畅的气息,又可以体味到现代抒情文学细腻幽柔韵味的来源。学识渊博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则采用四句六言的“谐体民歌”形式,每句六个音节,句法整齐,每两个音节一“顿”,一句分为三个“顿”,即“四句六音三顿”,极强的韵律,使诗歌有了优美的音乐效果。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言简意深,通俗中透着哲理。采用白描手法,洗净铅华,返璞归真,于质朴中见委婉细腻。比喻更是新颖生动,极富浪漫色彩。高僧大德将质朴的民间话语写入诗篇,在当时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在藏族诗歌史上开创了新的诗风。

  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新建提倡用多民族、多写作的概念来看中国文学。“在阿来的作品中,多民族是一个平等和互动的概念,而不是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提升和赐予。”他认为,很多少数民族都是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并不为人所知,所以中国文学的民族多样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里是缺失的。

陈跃军从1997年入藏,在这里工作20多年,创作了多部西藏题材的诗集。他的诗歌情感热烈、自由奔放、朴实真挚,充溢着西藏民间诗歌的丰富信息。

行走是阿来学习世界文学大师写作经验的结果。他在文学访谈《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中曾说:“我突然想起了惠特曼和聂鲁达这样的大诗人,他们把自己敞开,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大地上行走,和土地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和历史在一起,和人民在一起,从大地和人民那里汲取力量。他们把个人和雄伟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整个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伊始,阿来就吸取了惠特曼和聂鲁达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挤出或抽取大量时间在故乡——四川省阿坝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行走、漫游与采风,从而为自己的创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使自己的创作同民族、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土壤。

格萨尔史诗从口头流传到形成书面文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的口述记录本到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整理本、编纂本、翻译本、改编本、现代印刷本以及校勘本、视频音频、作家文本等,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文本。笔者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文本流变主要有三种类型:口述记录的文字写本,如拉达克版的《格萨尔传奇》。介于口述记录本与民间整理本之间的民间文人写本和僧人写本,如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族抄本和藏传佛教高僧才旦夏茸大师主编的青海版《霍岭大战》等,已经开始出现类似于作家文本的创作化倾向。在现当代语境下,由作家、诗人创编、改写、重述的文本,如格萨尔史诗掘藏艺人邬金•丹增扎巴的文本、格萨尔史诗国家级传承人宁玛派僧人格日尖赞的文本,以及重述格萨尔史诗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叙事诗等(如阿来的“重述神话”[4]
《格萨尔王》),口传史诗的这种作家创作化倾向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已经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大量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的文本已经普遍存在。口头传说与书面文本之间不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过程,而是复杂的、多面向的,两者之间已构成了相互转换、彼此丰富的互文关系。

4月12日,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春秋讲学”系列活动之一–第七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在一号楼报告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本届论坛,与著名作家阿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共话“秘闻与想象”。

新时期以来,受到活跃的汉语诗坛影响,藏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状态,出现了学者李鸿然所称的“凌空出世的藏族新生代诗人群”。在这里命名的“新生代”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登上诗坛的年轻诗人群体。这一群体的代表诗人有班果、阿来、列美平措、贺中、索宝、完玛央金、吉米平阶、嘉央西热、拉目栋智、桑丹、梅卓、文清赛让、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唯色、郎永栋、白玛娜珍、多杰群增、扎西才让、道帏多吉等。他们探索诗歌语言与形式,广泛涉猎汉语诗作,学习西方诗歌艺术,努力寻求诗歌艺术更多的可能性。

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成长,尽管我后来就读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都和文学有着很大的距离,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热爱。写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愿意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跋涉。要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是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了对写作的坚持。

作家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再次在文坛引起反响。作品对汶川地震的书写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阿来作品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经验,如学习、借鉴世界文学大师的经验,强调文学对民族性、地域性的超越、坚持文学行走等。就行走而言,它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

  对藏族文化背景下文学创作的关注是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重点关注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论坛还着重关注藏文化研究的思想成果。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德吉早以一个藏族人的身份介绍了文学对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她表示很庆幸藏地文学有两只发展着藏地文化的队伍,“一只是以藏文创作的作家队伍,一只是以汉语创作的藏地作家队伍。”论坛对藏族文学创作的研讨走向了更为博大深远的藏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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